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堡垒之夜PVE入门篇:祥源茶業股份有限公司

原產地正宗安徽祁門紅茶系列、以易武茶區為代表云南小產區精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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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見硝煙的戰爭:抗戰時祁門紅茶貿易浮沉側記
發布時間:2017-10-11        瀏覽次數:2807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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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1936年4月開始,上海的茶業界被一片愁云慘霧縈繞,茶商們陷入了空前的恐慌。

國民政府實業部電話鈴此起彼伏,十有八九是茶商們的抗議來電;報紙更是連夜加印,刊載茶商們的呼吁。

這一切慌亂的來源,便是4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的祁紅統制。當天,安徽與江西兩省政府在安慶聯合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。從此,皖贛紅茶將由省政府直接貸款,直接運銷。

 

 

民國時期的上海汪裕泰茶號

作為中間商的茶商們,眼瞅著,飯碗要被砸了,空前地抱成了團,不僅派商界代表到安徽與政府商談,甚至還停兌歇業。

這場不見硝煙的“官商之戰”,現在看來不過是亂世中的又一段插曲,即便是在當時也未能夠引起全國的關注。然而事實上,它的背后是中國茶業自晚清以來的興衰浮沉。

產茶大國為何要進口茶葉?

自17世紀初中國茶葉風靡歐洲后,中國一度是世界茶葉的最大輸出國。1875年,安徽祁門地區改制紅茶成功,因其獨特的香氣以及優良的品質,祁門紅茶在國際上一路暢銷。

 

 

祁門紅茶創制人胡元龍的制茶要領手稿,現存于祁紅博物館

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,祁門紅茶的實際年產量達到四五十萬擔,占中國整體紅茶輸出量的80%。

1915年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,祁門紅茶榮獲一枚大獎章和兩枚金牌,成為中國茶葉最具國際聲望的代表。紐約、舊金山等銀行、貿易行紛紛組織代表來華考察,購買貨源銷往歐洲。

然而繁花似錦背后,早已?;姆?。印度茶、錫蘭茶、日本茶,利用現代化機器生產,漸有后來居上之勢。

最終,時間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,無論產量、銷量,還是質量,中國茶業衰象畢現,年產量降到了僅五六萬擔,對外出口更是低迷。

以祁紅為例,祁紅由于制作成本問題,以及受國際匯兌的影響,價格居高不下。在國際上鄰居們工業化生產的十面埋伏下,祁紅對英國的出口量,從1932年的25625.31擔逐年遞減,到了1934年已經比之前少了4095.35擔。

原本就非產業化的茶葉種植更是受到了嚴重打擊,茶商無錢購茶,茶農則放任茶葉生長,以致過了祁紅上市時間。

也正是在這個時期,進口的外國茶葉、咖啡和可可開始取代國產茶葉。

祁紅的處境是當時整個中國茶業的一個縮影,產茶大國到頭來卻要進口茶葉,與國內茶業的生產和運輸銷售模式有很大關系。

一片茶葉,從離開中國的茶園到制茶裝箱,再幾經轉手,最終出現在倫敦某個午后成為下午茶的主角,期間經歷了很多復雜的中間環節。直觀來看,光中間商就有好幾層。先是上海的購茶洋行,他們不但壟斷了所有的外銷訂單,連市場的茶價也由他們決定。其次是茶棧,放貸款給地方的茶號讓他們收茶制茶,再轉手把茶葉賣給洋行。茶號用現金向茶農購買毛茶,回去再親自加工精制或者轉手他人繼續賺差價。

 

 

這些明面上的剝削,外加交易中洋行的任意劃價或是茶棧的低價收購等非常規操作,導致處在最底層的茶農幾乎年年吃虧,對于茶葉種植的投入也就越來越少。外國進口商剝削洋行,洋行剝削內地茶商,內地商又去剝削茶販再到茶農,這樣的惡性循環成為了之后政府祁紅統制的重點,也是造成官商之爭的主要矛盾。

官商斗法: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

根據當時安徽省政府的說法,1936年實行祁紅統制就是因為茶商和茶農之間存在太多層的剝削操縱,導致運輸還有銷售都受到層層限制,最終“產量日減,銷路日落”。所以為了復興中國的茶葉,政府要開始宏觀調控,“統制運銷”。

政府為此做了很多配套規劃:制定了統一的運銷路線;請國內外專家來評定茶葉品質以及價格。銷售上,計劃繞過洋行直接外銷國際。此外還施行了一些減免茶稅的政策,或是派技術人員出國考察等等。

這意味著,今后只有在符合政府規定標準并登記過的茶號,才能運送茶葉到市場銷售并且獲得銀行的貸款用來收茶制茶。

看上去,就是政府在出錢出力,削減中間環節的費用,為茶農們謀利。

可惜,不是所有人都拍手稱快的,上海的茶商們首先就不買賬了。政府這么做,顯然是繞過了他們這些中間商。簡直是砸了他們的飯碗,于是一場官商之間的“斗法”就展開了。

 

 

民國時期的紅茶憑票

3月29日,上海市洋莊茶業工會向實業部發電報懇請撤銷皖贛兩省紅茶統制。

4月1日,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不理會“懇請”,迅速成立。

4月9日,上海市商會又致電實業部,再次懇請撤銷統制,電文中就直白的指出“今以統制之名,行省營之實,……使茶商求生無地。”而安徽省政府對此頗不以為然,因此敷衍了了。

4月15日,上海茶業界眼看撤銷無望,只能另尋出路,派了茶商代表孫子茀、卓華譜、卓鏡澄三人到安徽向省財政廳還有建設廳提出“官運商銷”的折中辦法,即政府只負責運輸,不干涉茶棧銷售茶葉。

然而這個提議又落空了。于是上海14家茶棧決定聯合抵制,4月21日茶棧開始停兌歇業。而安徽省政府的態度卻是越來越強硬,毫無妥協的意向,雙方一直僵持到5月初。期間實業部一直對安徽省政府的統制決定持著默許的態度。

面對政府的“消極調解”以及地方政府的強硬,最終上海六家經營祁紅的茶棧不得不向政府妥協。

戰時祁紅短暫的春天

祁紅統制的施行,是頗見成效的。祁門縣的紅茶產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長速度十分驚人。1919年祁門全縣有茶園1133.3公頃,1933年有茶園增至2666.7公頃。1933年時祁紅年產33209箱,到了1939年增長到了69859箱,占全國外銷紅茶產量的三分之一,與1928年五千多箱的產量相比更是天壤之別。

 

 

民國包裝精美的茶葉

此外,統制前夕就已投入運營的祁門茶業改良場,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茶葉科研機構,也不斷地增產優良品質的茶葉。1936年,《申報》《中央日報》都對改良場生產的祁紅茶葉售價達到新高做了報道。

據1936年6月1日《申報》的文章《祁門茶業改良場所制祁紅》稱:“本年祁門茶葉改良場精制紅茶46箱,運滬排名祁紅,經中外茶師品評,認為該茶做工、葉底、水味、香氣等在祁紅中均稱上乘,聞已由委員會農業處辦理茶葉聯合推銷駐滬專事處,售與怡和洋行得275元。”

《國際貿易導報》(1937年9卷2號)則刊載改良場首任場長吳覺農先生的文章《一年來之茶葉》,文章稱:“祁門茶業改良場今年開始大量生產紅茶問世,形式整齊,色味俱絕、葉底明凈、茶身清潔、售價之高、開最高紀錄。計頭批售價達275元,二批達240元,三批90元,甚至夏茶售價達170元之譜。”

這對于曾經一度低迷的國內茶葉市場來講,實在令人鼓舞。

同年,為了刺激茶葉品質的提升,在安徽祁門和屯溪最先舉辦產地檢驗。由上海商品檢驗局派遣檢驗人員,在祁門、至德、經公橋、景德鎮等四個檢驗區,設辦事處,實施產地檢驗。

這項工作是由政府領導,各個茶號都必須強迫檢驗。凡是檢驗合格的,給發一張產地檢驗證,不合格的不僅沒有證書,而且會被上報給皖贛紅茶委員會運輸組織,也就是意味著將運不出去,自然也就賣不掉。

此舉保證了茶葉從原料到制作再到儲存均合格達標,也在之后的國際市場上提高了中國茶業的信譽。

 

 

這份信譽,不僅使銷路逐漸拓展,甚至出現過祁紅供不應求的情形。尤其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,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遷,沿海人口也有很多向內地遷徙,消費人口數量急劇增長;另一方面,國民政府為了增加外匯收入支持抗戰,在全國范圍推行茶葉統銷政策,客觀上促進了江南茶業的發展,祁門地處徽州山區,又與杭州、南京、武漢等大城市毗鄰,地理位置獨特,祁門紅茶曾一度銷量大增,發展迅速,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。

戰爭陰霾下祁紅再度蟄伏

可惜的是,統制帶來的祁紅春天轉瞬即逝。一方面茶號玩弄種種伎倆,對茶農進行價格剝削;另一方面茶號自己又被銀行剝削。銀行的利息看似減輕,但是其他附加條件都可以使人從中漁利。

同時,安徽省政府雖然對茶棧商人十分強硬,但是面對上海的洋行,卻在不斷地妥協,最終保留了洋行早先就一直征收的各項不合理的雜費。盡管運銷委員會曾嘗試過繞開洋行直銷茶葉到海外,然而這個“愿景”也還是落空了,洋行仍然保留了之前對外銷茶銷路的壟斷。

而祁門茶葉改良場方面,由于一直受經費的限制,也未能充分發揮其職能。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發生后,日本人對中國海上進行封鎖,切斷了祁紅的主要銷路海外市場,使祁紅產業陷入極端困境。改良場自然也難以為繼,暫停所有的科研工作,進入保管狀態。

剛稍有起色的中國茶業又因為局勢的動蕩而衰敗下去。以祁門紅茶精制的實際生產狀況為例,在1939年達到頂峰之后,1940年雖減量不少,但是仍然生產了6萬多箱,但是到了1941年的時候,年產就只有不到4萬箱,到了1942年更是不足萬箱,只生產了3971箱紅茶。一方面,農村受到戰事的波及,農村與農田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,而農村地區的壯年勞力以及傳統運輸畜力都被戰時征用,生產力減低,運輸不暢,已生產茶業則大量囤積。另一方面,戰時物價高漲,農村生產以及生活成本也隨之增高,而為了應付戰事,祁紅統制的資金依靠——銀行貸款——在這一時期也不得不減少甚至停貸,導致農村的生產資金更加匱乏而不得不縮減種植面積甚至放棄茶園。

除了生產同樣受到戰爭影響的,還有銷路,由于戰事蔓延,原本的許多運輸渠道都不再通行,這種狀況下,不得不采取更加曲折的運輸路線。而國際貿易更是隨著戰爭的灼熱化而受到嚴重影響。日本偷襲珍珠港,太平洋戰爭爆發后,單是祁紅的外銷就受到了嚴重的打擊,40年代外銷量一直難以破萬,在1945年戰爭的尾聲時,只出口了2700箱。

祁紅的再次復興便是1949年以后了,曾經沉寂于寒冬的祁紅產業,老樹新枝,經典制茶技藝薪火相傳,迎來新的勃興。